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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配资之家”欣德之死曾登上世界各地的头条

Kaouther Ben Hania

2024年1月29日下午，人道救援组织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接线员接通了一位急需帮助的求救者。在他们耳机中嘶嘶作响的杂音背后，是一个微弱、绝望而困惑的孩子的声音——五岁的女孩欣德·拉贾布（Hind Rajab）——她恳求有人来接她。她和六位家人——她的叔叔、婶婶以及四位年幼的表兄妹——驾驶汽车穿过加沙城，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指令下从西往北撤离，却遭到射击。除欣德外，所有人都被杀害。“他们都死了。”她在电话里哭喊，“我好害怕，请快来。”

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红新月会的拉娜和她的同事们一直保持与欣德通话。小女孩躲在车里，身旁就是附近以色列坦克的轰鸣，以及四位表兄妹的尸体。团队则焦急地试图协调，让救护车获得安全通行前来救她。“不要挂断，陪着我。”惊恐的欣德一次次地说。“来接我。”为了让她保持在线，他们不断问她问题：她在学校上哪个班级？（“蝴蝶班。”）他们陪她祈祷。当欣德的生命逐渐消逝时，他们试图用呼吸引导来安慰她。但最终，夜幕降临，线上另一端只剩下无声的沉寂。

花了12天，救援人员才将欣德和她家人的遗体从车中取出；在车内脚踏处，躺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看起来像是一本涂色本上的页片。离这辆满是弹孔的汽车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就是那辆救护车——如今只剩一具被烧得焦黑的外壳。那辆救护车在终于获准出发后，在接近欣德所在车辆的途中再次被攻击。车内，是两名被派来救她的急救员的残骸。

考瑟·本·哈尼亚（Kaouther Ben Hania）第一次听到欣德“为生命乞求”的那段录音时，正身处机场，为她上一部作品——2023年的《四个女儿》（Four Daughters，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奔走在奥斯卡宣传之路上。那是红新月会将录音上传到社交媒体后，欣德的声音被永远定格，成为这场战争令人萦绕不去的象征。录音里那种“如此直接”的呼救透过耳机传来，让本·哈尼亚“有那么一瞬间”以为欣德正在对她本人说话。“我以为她是在让我救她。”如今48岁的突尼斯导演在巴黎郊外枫丹白露森林旁的公寓中回忆道。她微笑着说，绿色的环境“很能帮助我思考”，她的深色眼睛闪着光。“我搬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

数月来，本·哈尼亚几乎每日紧盯加沙的新闻报道，对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的无力与停滞，慢慢演变成一种近乎“共谋”的羞愧感。当她在好莱坞为自己的影片做宣传，同时准备启动一个全新的——她花了多年创作的“雄心勃勃”的——电影项目时，一个问题一直在她心中盘旋：面对如此无法想象的暴行，电影创作的意义与位置究竟是什么？

“那就像是加沙本身的声音在请求被拯救。”本·哈尼亚回忆起那天听到欣德声音的感受。也正因如此，她决定放弃正在筹备的下一部电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讲述这个孩子生命最后数小时的故事中。她在《欣德·拉贾布之声》（The Voice Of Hind Rajab，2025）中达成了非凡的成就——这部作品在2025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狮奖，并在首映时赢得了创纪录、情绪激荡的23分钟起立鼓掌，使本·哈尼亚瞬间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导演。

The Voice of Hind Rajab (2025)

这部电影最容易被归类为“纪录剧情片（docudrama）”，但其富于创造性的形式——将真实录音与戏剧化的对白结合——并不完全符合任何既有的类型（看过《四个女儿》的人会对本·哈尼亚这种独特的混合式手法感到熟悉）。影片中有演员饰演真实的红新月会团队，并与欣德当时的求救录音进行互动。令人难以移开视线的萨贾·基拉尼饰演拉娜，莫塔兹·马利赫斯饰演同为接线员的奥马尔，而阿默尔·赫莱赫尔饰演救护车协调员马赫迪。在某些时刻，他们逐字说出当时红新月会工作人员的原话；在另一些时刻，他们完全沉默，画面切换成仅呈现电话录音的那条曲折的波形线。影片中的行动和对白，则基本依据当天下午位于拉马拉（一个距离加沙约 50 英里的城市）红新月会总部工作人员的证词。

“重现（reconstruction）”这一词——在犯罪纪录片中已被大量滥用——是本·哈尼亚尽量避免用来描述自己作品的词。她说：“红新月会的人告诉我的，是他们那一天的记忆。他们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电影是情感的空间，也是培养共情的绝佳场所。对我来说，忠实于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并不反对重现，但我认为这部电影已经超越了那一层意义。”

尽管影片得奖无数、好评不断，但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批评指向它——尤其是质疑将这一事件戏剧化是否合适，或是否符合伦理。“是的，我听到了这些声音。”本·哈尼亚平静回应。她的回答？“我认为这部电影本来就让人看得不舒服，因为它展示的是我们作为人的失败：一个孩子的死亡。”对于认为纪录片应该是“纯粹”的观众，她说：“它不是。拍纪录片时，你选择展示这个而不是那个，你要剪辑。如果你想要‘纯粹的’现实，那就去看 24 小时的监控录像。无论我们在谈论纪录片、虚构作品或任何形式，我们讨论的都是一个观点，是一系列选择。”

纪录片通常意味着用“过去式”讲述故事。而通过演员，本·哈尼亚可以带观众回到“那个既有可能救下欣德、同时又因为人为设计而不可能救下她的瞬间”。她指的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调度救护车所需遵守的那一整套“法规舰队”——沉重而复杂得像军队一般。尽管急救员距离欣德只有八分钟路程，红新月会仍必须先与国际红十字会协调，再由红十字会与以色列军方沟通，才能获得“允许”，为救护车开辟安全路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却迟迟等不到任何官方回应；明明知道救援不仅可行，而且近在咫尺——这一切构成了影片中最令人焦灼紧张的片段。

“占领会设计一套系统来压迫你、逼疯你，让你憎恨自己的生命，让你变得毫无力量。”本·哈尼亚说，“它就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你就是恐怖分子；如果你遵守规则，你就会死。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困境。”

欣德之死曾登上世界各地的头条，但“让我震惊的是，仍有大量的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欣德被埋没在其他故事、其他数字之下。”她说。根据目前统计，自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至少已有60,000 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其中约18,000 名是儿童。“巴勒斯坦的受害者，尤其在西方，是没有面孔的。”她继续说，“他们只是数字，他们并不存在。让欣德的声音以电影形式回响出来，会让你真正理解些什么。”

有人质疑现在是否是拍这部电影的“合适时机”，是否“太早”。这是整个采访中唯一一次本·哈尼亚原本冷静的神情出现了动摇。“所有说‘不是现在’的人，我觉得那是一种审查。不是的，应该现在就说。十年后你再看这部电影，然后告诉我，我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刻拍它。”

The Voice of Hind Rajab (2025)

如何用足够的语言来形容观看《欣德·拉贾布之声》的体验？你听着一个五岁小女孩乞求被救，她困惑地问为什么没有人来接她；你提前知道她和那些试图救她的人将会迎来的可怕结局。还有她的母亲——当时27岁的维萨姆·哈马达——那天没有坐上车，却通过扩音器试图安抚她的女儿，同时清楚自己永远无法抵达她身边。本·哈尼亚将自己第一次完整听到录音的经历形容为“非常，非常艰难”。为了“确保真实性”以及“真正的情绪反应”，演员们在拍摄前从未用录音排练——他们第一次听到录音，就是在开机时。本·哈尼亚原本就只打算拍一条。“他们当时不是在‘表演’。”本·哈尼亚说，指向银幕上那股强烈的情感：“他们处在某种超越表演的境地之中。”

现在，本·哈尼亚所面对的战役，是如何让人们愿意去看这部电影。当然，她理解人们会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但我希望他们记住的是：‘这不是你的生活。没关系。你过得很舒适。我们都过得很舒适。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你无法面对、觉得太难，那就去做点什么。’”

另一场战役？是这部电影一开始能否被顺利推出。尽管获得了无数赞誉，影片在美国寻找发行商时却困难重重——对于一部在重量级电影节获得大奖的作品而言几乎不可想象，尤其是在布拉德·皮特、阿方索·卡隆、乔纳森·格雷泽等重量级人物担任执行制片的情况下。面对行业对购买该片的犹豫，本·哈尼亚怎么看？

“无可奉告。”她半笑着摇头，“从我开始做这部电影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会不断地战斗，我会比世界上任何导演被放在更严苛的审视之下。”威尼斯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说——尽管也有人认为它本应获得金狮奖，并质疑为什么没有。但即便行业迟疑或害怕支持它，事实是，围绕这部电影的声量已经让“没有人能够忽视它”。

本·哈尼亚成长于突尼斯一个小城——西迪布宰德，这地方本来默默无闻，直到 2010 年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引发阿拉伯之春。从那之后，它成为“革命之城、愤怒之城”，她笑着说，带着一种对故乡突然声名远扬的不可思议。她在自己“非常普通的家庭”中长大，从来没有迹象显示拍电影会是她未来的道路。但她一直热爱讲故事：“我原本在想也许可以当小说家，因为写作是我能做的事。我在首都突尼斯上商学院，那时我非常痛苦。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业余电影俱乐部，那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当时就觉得：‘我想做这个（电影），做专业的。’”她说，向父母坦白自己想拍电影“非常困难”，因为在父母眼中，这根本算不上“工作”。她也笑道：“说实话，这确实不是一份正常的工作。”

她曾在索邦大学学习（她的论文主题正是“纪录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并长期居住在巴黎，直到她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在那儿：“这些年我一直像住在行李箱里，不知道多少年了。对我来说，待在巴黎已经没有意义，所以我搬到另一个地方，让自己得以安宁、得以平静。我需要不时地独处，我需要安静，我需要无聊，我需要与外界断开联系。这些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想法。我总是在一个新项目的构思中，或另一个项目的收尾中。”

我问她，从欣德这样的故事走出来是否容易？“当你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时，这个故事并不会随着电影结束，因为你和相关的人仍然保持联系，你仍然活在他们的生命里。”她常常想到欣德，因为她仍与欣德的母亲保持联系——就在昨天，她们还通过电话。“我也仍在真实的红新月会员工们的生活中。我们过几天就会见面。这不是我做完了就‘好，再见’的事情。”

我问，本片是否让她觉得自己“做了些什么”，是否缓解了那种无力感、甚至“共谋感”？“这件事有两面。”她叹了口气，“一方面是我的感受，一方面是现实。这部电影不会让这个小女孩复活，也不会阻止种族灭绝的继续。我经常思考‘正义’。我唯一的希望是，如果这部电影能在某种程度上、哪怕一点点，实际地推动正义，那么也许我能好受些。否则，我们会忘记发生过什么吗？我们会继续往前走吗？二战之后，我们不是说过‘永不再发生’吗？那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欣德·拉贾布之声》已被突尼斯选送为明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参赛片。截至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能进入长名单，更不用说获奖了（不过它近期入围金球奖最佳非英语电影，也暗示着离奥斯卡点名不远了）。然而，如果在颁奖典礼上，本·哈尼亚走上讲台，面对世界媒体和电影行业的所有目光，那无疑将具有巨大力量——尽管她不允许自己去设想任何“获奖感言”。如果她真的能对各国领导人、对首相斯塔默或总统特朗普说点什么，她会说什么？“我什么也不会对他们说。他们会听到，然后……这并没有意义。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可以做点什么的位置上行动，但对领导人讲话——我对此并不抱幻想。”

在我们见面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加沙，在满地瓦砾、尘土与破碎生活之间，人们围绕着一条临时铺起的红地毯和帐篷，举行了首届“加沙女性电影国际节”。开幕片是什么？本·哈尼亚的脸上浮现出笑容：“这是个奇迹。”